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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6)

      接下来重要的是启用监测系统,以及随后广泛涉及的年度报告,它们不仅关于系统的性能,也需要特别关注负面外部效应,例如各种污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于是,新的区域性机构将成为一个观察站点,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一个进行培训和研究的赞助方以及一个对话与谈判的中心,它不是从事传统形式的编制规划。它将与在城市区域中的公共与私人机构相关联,并且传播信息,为整个区域中的决策机构提供服务,同时鼓励所有相关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现在我将转向第三级的邻里或社区规划,就亚洲而言,这里的资料仍然相当有限(Douglass,et al., 2008; Read, 2012;Tomba, 2014)。在这里,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面上,城市生活的活力有着它深刻的根源,对规划师而言,生活质量是主要的问题。在西方语境下的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具有强壮的社会关系单元。人们会认为在亚洲也是如此,尽管在亚洲城市中“邻里”和“社区”等术语通常是指人口密集的空间单元(与西方的概念不同),可以多达4至5万人。在所有场合中,多样性都是这些在特大城市中的最小规划单元的主要特征。然而大多数社区是其居民非常私人的、通常是长期依附的地方。正是这种依附使得这一层面的规划得到市民的积极参与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有必要的。

      在由市政府编制的正式规划的层面上,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为市场、小学和高等学校、警察局、诊所等公共设施,以及普及性的供水和卫生设施进行空间定位。但是在超大尺度上,甚至连这些公共设施也往往从视线中消失了。因此,如果只是为了坚持要求获得上级部门的关注,那么在社区层面上的一些代表机构值得一提。同时,一些围绕着社区而合理组织起来的事务可以由居民自己为自己去做,尤其是那些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他们家附近的妇女们。

      是否需要适应不同年龄段的操场?可供老年人从事户外活动的安静场所呢?为残疾人服务的场所呢?他们的交通如何解决?公立学校在步行距离内吗?还有健康中心?购物中心?有没有妇女们免受骚扰并可去的地方?社区是否清洁?固体废物是否被收集起来了?道路铺设了吗?开放式下水道被覆盖了吗?只要有代表性的地方组织被授权在公共和私人资助的支持下采取主动行动,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类似的地方性事务似乎可以通过社区层面的参与性规划得以解决。例如,是否可以根据人口规模和平均收入分发一小部分的邻里改善预算,是否有权将这笔钱用于小型项目以改善社区生活的品质?

      我以问题的方式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我可以想见公务人员不屑一顾的反应。然而,至少顺着这些线索进行一些实验,可以看到什么起作用了,而什么没有起作用。亚洲城市的社区种类繁多,从巨富到赤贫,从正规到非正规,从中心城区到散落于城郊地区。我们必须寻求适合每种情况的解决方案。生活质量是这里的问题,富裕社区可能不需要如同处在城市边缘的移民社区那样的关注。但是我相信,通过给当地居民一个机会,通过向甚至最贫困者提供资源以改善他们自己的社区,就可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授权社区组织建立社区(community),将有助于稳定富有争议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城市化的亚洲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系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区与区域规划学院荣誉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退休教授。童明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城市规划学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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