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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5)

      这种后结构规划将“从根本上是开放的和无法定义的:它们在哪里结束,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演变是不可预知的”(de Roo,2016)。总之,作者要求新一代的规划师按照“社会企业家来工作,他们使利益相关方和利益共同方意识到有关行动的可能创造性组合的附加值,以及/或者现有能力的制约性。这种不加定义的规划可以提出解决这些限制和相应调整制度环境的建议”(de Roo,2016)。

      欧洲规划理论的后结构趋势在何种程度上可移植到亚洲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规划文化正如规划所遇到的问题那样,在各个国家之间互不相同。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提出我自己的理解,什么样的规划可能开始来掌握亚洲大型城市的超级复杂的情况。

      5 亚洲超级复杂性之下的规划

      在上一节中,我探讨了在欧洲人视角中的欧洲的复杂性规划,所涉及的更多是宏观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指导原则。在这一结论部分,我设想从亚洲巨型都市圈的视角来审视空间规划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在类似区域中,什么是这些城市的规划有可能不同于欧洲或北美的地方?显然,规模与密度是其中的一种差异:正如在长三角都市圈中所证实的,亚洲都市圈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密度方面都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域的好几倍。另一个差异性体现于在未来数十年间它们的物质空间的膨胀速度。第三个差异性在于相对西方的贫穷性和它们有限的政府专业能力。这些差别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我们赞同有关城市扩张动力学的条件、模式和趋势的可靠知识是进行空间规划的必要的坚实基础,缺乏这样的知识,规划师还能做些什么?

      缘于此因,我认为在快速成形的亚洲巨型都市圈中进行空间规划,就相当于制定缺乏事实依据的计划。即使建立带有关键性变量的、可以允许误差容限的数据库,也需要付出巨大勇气。此外,关于更为远景的未来,规划师和决策者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当然,巨型城市群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在快速扩张期间,在城市肌理中有一些既有因素可能会延续下来,这有助于融合进入整体。在这方面,我认为过去与现在与运输相关的投资和类似的大型项目,它们在为未来奠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有着自身逻辑。与此同时,巨型城市群落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外部效应——空气、土地和水污染、资源枯竭、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以及破坏了基于场所的社会网络。除非它们众所周知的负面效应可以逆转,否则就很可能会达到“临界点”,这将使得整体城市系统陷入严重危机。

      鉴于这些总体因素,我提出关于巨型城市群落聚集体的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无论进行何种空间规划,都应重点关注“始于足下”,而不是遥远周期。

      第二个观点应该是,关于都市圈的整体系统性规划应该关注于减轻由迅疾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

      第三个观点是,创建一个三级相关层次的规划系统,在每个层级都带有明显不同的职责。接下来我将着重针对这点展开讨论。

      我设想规划应当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展开:针对整体巨型城市群落的系统性规划; 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层级的规划; 邻里层级的规划。显然,这些层级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自治的。在这种功能混合中寻求正确的平衡将是困难的,而且只能通过试错过程来进行确定。关于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层级的规划通常侧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由于其中大部分地区已经建成,这里将不再进一步讨论。然而,由于第一层级和第三层级是新的,需要进一步讨论。

      众所周知,当一个组织将其决策系统下放(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系统正是这样一种组织),就需要加强对于整体系统的中央性监控和控制。正如长三角都市圈及其30座城市与大都市区的情况,如前所述,1996年成立了一个协调机构,即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然而,大量的决策和项目实施是由低层级的机构如城市和都市圈完成的。正如中国案例所表明的,系统中主要城市集聚区的市长们应该具有核心作用,其潜在功能是多元性的。

      在列表的顶端是为长远设定的目标和愿景,其中列出了整体城市区间系统所要实现的主要管理目标。例如,具有充分精确度、可以进行定期监测的可持续性目标。接下来重要的是努力提高整个系统的管治能力,并开始通过完善统计性的以及其他更为定性的信息,强化研究系统性开发、针对市政人员的培训方案和类似活动。这一新机构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则是都市圈得以形成的新陈代谢整体系统:城际交通和国际交通、电力、电子电缆连接、水力管理、污水和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清理的管理。在这里,需要融入专家的判断,以确保在全系统范围内尽可能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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