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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4)

      这一都市圈的30座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空间系统,它们通过重叠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群落连接到一起。这一结论看似容易,但是测量并描绘这些网络即便有可能,也将会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根据管理需求而可以将城市经济协调会(MEO) 界定为一种系统,成员城市则构成了整个分支系统,它们每一个都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而不断重塑,并且也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家庭、商业组织和管理机构的适应性决策的产物。但在整个中国,长三角只是数个城市群落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最终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决定。在中国,长三角都市圈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城市子系统,它接受许多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有大有小,因缘各异。然而,这些因素没有一个可以清晰总括这一动态城市子系统以及组成部分的实际状态。

      与此同时,在30个长三角城市中的每一个都与该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竞争。虽然它们可能通过城市经济协调会来进行合作,但是仍然不得不坚守面对国内外资本的竞争性优势。这一政策受到中央政府和本地人民的高度赞扬,它们希望从新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中获得收益。然而,每座城市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可能使整体系统的运转受到负面影响,例如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供水量减少、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等。

      总体而言,这个人口稠密、快速扩张的城市体系给区域性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城市土地供应日益紧缩的情况下,目前城市土地价格高昂,而且它在每座城市的公共财政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高层建筑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应对方法。

      如果复杂性的定义取决于系统变量的数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长三角超过一亿人口的城市群落可以被视为一个超级复杂的城市系统。这是一种客观看法。但是,复杂性也可以从管治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看待,该系统应该监控、规制并规划长三角的整体运作。这是一种针对复杂性的主观性视角,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治体系执行其关键职能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高,其管治整体的能力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当然也包括城市规划功能。

      在几乎所有管治系统中都存在涉及有无能力的因素。正是它们的累积效应,可能使得管治过程无法或不愿意面对系统性问题。当问题成为在超级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什么进行规划,以及治理体系应该如何组织以便更为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主观性看法就起着关键性作用。

      4 在超级复杂性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规划

      在亚洲所有巨型都市圈的案例中,超级复杂性为可能参与决策和规划的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幸运的是,巨型都市圈属于“自组织系统”,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战略性规划的干预,它们也不可能崩溃,从而展示出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构成和增长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发展路径必然是优化的。在最小干预的情况下,自组织适应型城市系统产生的结果,除非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处理,否则将会导致系统的长期不稳定性。在一篇关于城市新陈代谢的文献综述中,张妍(Yan Zhang) 写道:“当一座城市被比拟成在新陈代谢研究中的一种活体生物时,生物体中所有能量和物质的流动都应该得到考虑.……当城市的增长速度超出其管理者可以应对其问题的时候……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变得越来越显著”(Zhang,2013)。这是超级复杂性的真正挑战!

      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荷兰规划学者卢克·博伦斯(Luuk Boelens) 和戈特·德·卢(Gert de Roo) 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规划实践以迎接这一挑战。他们称之为“面向模糊未来的后结构规划方法”(post-structural planning approach),这是一种没有整体宏伟计划的空间规划形式。他们的建议主要如下:

      ①超越,政府和“传统”规划的限制性范围;

      ②采用,区域中的、规划问题或挑战中的生活性微观尺度作为出发点,同时积极关注那些触发了“系统状态”转变、共同演化和结构功能更改的背景环境或宏观影响;

      ③辨识,在这些具体制度环境中对象和主体的新组合的各种选项和可能性机会;

      ④揭示,市民、公共和商业组织中的领导者们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进行横向和弹性化的协同演变;

      ⑤分析,这些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单独和集体地相应调整这些设置及其路径依赖“ (de Ro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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