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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3)

      尽管城市规划师安德烈·索伦森(André Sorensen)没有参加代尔夫特会议,他关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的著述仍然很具启发性(Sorensen,2015)。在针对日本东海道大都市圈的研究论文中,他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只是作为比喻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引发人们对于巨型都市圈地区的超级复杂性的新见解(Sorensen,2016)。他的方法是采用被一些规划学者称作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最初提要中的一些摘录凸显了他的一些发现。

      “除开构成更大开发模式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即使没有中央性组织,每天塑造着数百万互相适应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自组织的城市系统总是根据历史上和地理上相协调的一套制度(财产法、金融系统、住房条例、土地使用条例、基础设施融资和维护系统、地方政府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共同演化……”

      “问题在于,(大都市圈) 的演化过程如何塑造制度变迁的轨迹,这样的变迁又如何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关键时刻……在日本,1960年代的环境危机导致相应的大规模市民流动,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是促使政府优先解决某些消极外部性并创造新型规划工具的关键因素,这些新型规划工具后来又促使市民主导的自治社区(machizukuri community) 蓬勃发展”(Sorensen,2016)。

      索伦森在提要中所强调的是制度在城市系统中规制其他行动者行为所起的作用。在随后的摘录中,他的重点转向积极的反馈和土地开发。所谓积极的反馈意味着自我增强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即使没有直接资本投资,当这些广泛区域融合到一起时,随着投机性资本在越来越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地方购买土地,这也会导致明显的资产通货膨胀……”

      “城市增长的过程由此创造了一系列强烈的积极反馈效应,推动着房产积累,在历史经验中经常导致周期性的过量和崩溃,这也经常与创造比实际需要更过量的城市房产相关联,并且创造出巨额的虚拟资产,当更强的发展动力停止时,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市场价值就会崩溃。”

      “……大都市圈的出现也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后阶段中的一部分。创造大都市圈的过程将只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一次……而且只会在有限地区发生”(Sorensen,2016)。

      索伦森对于制度和积极反馈的观察是基于他对日本东海道都市圈的历史性分析,并且呈现了理论在应用于现实中既有的城市系统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在下一章节中,我将提出一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色图景,以回到这个涉及多中心地区的治理和规划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3 长三角:一个超级复杂城市区域

      根据最新统计,长三角都市群落涉及两省及上海市中的30多个城市。包括于1996年作为协调机构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些城市所涉及的面积大约有十几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亿,其中大部分是城镇居民。值得注意的是,每个较大城市或者“增长极点”都被一种城郊地区(periurban zone) 所包围,它们在中国被归为农村,但却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各种需求,而且正在迅速城市化而得以集中管理。相邻的城郊地区正在逐渐融合,创造出由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所支撑的连续性城市空间,从而将这一广阔的城市空间整合成为前所未有的人居地区,其中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1/10,而经济产量占到1/5以上。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长三角都市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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