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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2)

      “人们发现最难理解的系统动力学概念包括:所有决策都基于模型,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这些陈述是违反常识的。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他们。但是接受它们是有效系统思维的前提……”“许多系统学家采用一个古代哲学家的著名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巨人肩膀支撑的。‘但是巨人站在哪儿?’一个学生问道。‘站在一只巨大乌龟的上面,’大师回答。‘但是乌龟站在什么地方?’学生坚持问道。‘另一只乌龟的上面,’这对话持续了一会儿,直到恼怒的大师喊道:‘乌龟会一只接一只地一直延伸下去!’”

      “认识到我们知识的有限性,以及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根底之处的‘必然存在的前提’的假设,真是令人感到深深恐惧。指出别人的观点意见‘只是一个模型’是一方面,而认知我们自身信仰中的有限性则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有的模型都错了,那么又该如何做出决定?乌龟一只一只承接下来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并没有绝对性,也没有最终基础,它是如此违反常识,如此令人恐惧,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这一明显错误’,或者变得如此疑惑而以最快速度叫喊着奔向那些声称可以提供真理的人……”

      “当人类进行演进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去生存在一个由几乎不受我们影响但却能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和死亡的各种系统所主导的世界之中。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系统所导致的后果。飓风或地震不会造成最大的危险。危险来自于由我们自身行动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并与我们的长期目标和最深切的愿望相一致而产生的那些副作用……”

      “令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缺乏有意义的系统思维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但不仅停留于理解复杂性的能力,理解库存和流量、反馈和时间延迟的能力。它需要但不仅停留于使用正规模型和进行模拟。它需要针对最高标准、科学方法的严格应用、以及进行探究的技能,去揭示隐藏于我们之中的假设偏见”(Sterman,2002)。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部分讨论的观点,我们引用另外一位杰出的系统理论家所作出的预测,他就是最著名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该理论也是从事历史探究的一种模式。在《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一书中,沃勒斯坦提醒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中的人类前景,我称其为极其不确定性的前景。

      “我现在不能论证这一议题,只能断言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似乎没有解决方案,以使系统恢复到一种暂时稳定的平衡。因此,系统参数急剧振荡并产生分叉。我们可以假设,在作出确定选择的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将会发生这种分叉的细化过程,并且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或者诸多系统)。我们可能接着预料这一时期将会有一个激烈社会动荡,部分是因为体制的波动,部分是由于国家结构的合法性的下降,部分是因为将产生关于后续系统的性质的大冲突”(Wallerstein, 2004)。

      沃勒斯坦接受了复杂性理论。他从这一角度告诫道:“最终,知识只能是关于选择,因而也要关于创新性、想象力和可能性。选择涉及到责任,学者和科学家恰恰是选择参与行动的人,承担对于自己主张的责任,承担对于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猜测和对于优先事项的建议的责任。”

      “如果现实是不确定的,那就无法回避选择,无法不去进行价值承诺、偏好和预设进入分析过程......”“那么,科学,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我会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接受不可能将知识与愿望分开,我们才能开始掌握的更好”(Wallerstein, 2004)。

      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规划在历史观方面往往是朝前看的,但缺乏明确的实施路径。有些人认为这种愿景的“战略性”存有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Albrechts,等,2017)。但是愿景只不过是关于未来的景象,既不能预言也不能预测,它意味着启发。实现这一愿景的实际步骤可能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快速铁路系统,人们期望其长期效应将引导想象中的(并且是希望的) 未来,但是其实际结果,特别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将留给后代去处理。在巨构都市群的尺度上,历史将不能得以预告。

      2 规划中的复杂性理论

      数十年来,系统思想一直是城市规划中的非常突显但又时断时续的部分。但是在规划中,复杂性理论依然是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可以从各种学者在2013年举行的第二届代尔夫特复杂性国际会议(The Second Delf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ity)(Portugaliand Stolk,2016) 所提交的成果中看到,规划的学术圈也融合了建筑师、脑神经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从这些“会后材料”中所获得的印象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者结合到一起。尽管城市模型研究者之间的沟通相对容易一些,每位作者对于复杂性的见解不同。规划实践者显然缺席了。然而某些术语被反复提到,尽管它们大多是暗示性的比喻而难以可以被称为概念,例如自组织系统、路径依赖、非线性、过渡性、共同演化和出现。所获得的感受就是,规划学术圈仍在努力重新界定他们的领域,使其符合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理论(de Roo and Silva, 2010; de Roo and Rauws, 2012; de Roo, et al., 2012; de Ro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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