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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6月12日,91岁的国际规划界传奇人物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逝世。本文系弗里德曼先生生前最新著作的中译稿,转载自《城市规划学刊》2017年第3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进行转载。

      约翰·弗里德曼:关于城市规划与复杂性的反思

      约翰·弗里德曼

      “知难行易——孙中山”

      在本文中,我力图阐释复杂性的概念,以及为何可以采用这一概念来解析在亚洲新兴而起的巨型大都市地区。这种超级复杂性起因于这些巨型都市群落的规模、密度、发展速度,以及进行管治的权力中心的多元性,我试图从中进行提炼什么是可以进行规划而什么是不可以进行规划的,以及这种规划是如何可以进行组织的。

      本文并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叙述,而是由一些小短文所组成,我相信这些都市群落将对我们的专业提出严峻挑战。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自三位杰出社会科学家针对复杂系统提出的观点;城市规划领域有关城市复杂性的简要文献综述;将长江三角洲作为一种超级复杂、多中心城市区域进行描述的图景;重新反思城市复杂性之下的空间规划,以及在亚洲超级复杂性背景下的一些空间规划原则。

      1 有关复杂性的三个观点

      15年前,曾经撰写过多篇被誉为城市模型经典之作的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 访问了距离上海100km的一个重要城市:苏州(Batty,2005,2013)。2012年,他在《环境与规划B:规划与设计》期刊中回忆了这段经历,并在编者导言中进行了反思:

      “……人们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苏州现有1100万人口并正在崛起。如果与拥有2300万市域人口的上海叠加在一起,就已经比目前其他任何排名世界第一城市的人口还要多,譬如人口大约2500-3000万人的墨西哥或东京。我在这一行程中穿过一个巨大城市蔓延区,它更多是一系列彼此相邻或相连的高层建筑集群,完全融为一体,与任何诸如在美国的凤凰城或亚特兰大这类城市蔓延的典型案例不同。这在很多层面上当然也昭示着中国城市的未来……”

      “在一个我们都将生活在城市中的时代里,界定城市规模必将是极其困难的,这在世界各地已经体现出来……如果我可以将伦敦这样的城市界定为800万、1500万或2500万人口,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操作排名曲线,使之在城市等级结构的组织中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当我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时,当然还会存在一个明确的等级结构,因为这是城市之间竞争的标志,事实上这种竞争似乎正在愈演愈烈。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使用物质形态来界定城市,而在此,它已经不能用来描述一个城市究竟是什么样了。如果从苏州到上海的高铁之旅需要40分钟,那么上海在哪里结束而苏州又从哪里开始?……现在我还可以画出“可能的”边界,很容易将上海- 苏州置于(城市) 层级的顶端,伦敦则排在前20,但是仍然还有许多可能的边界:这就是问题。”

      “于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一座城市呢?在下一世纪,当大多数人口感受到全球化影响时,我们又将如何界定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不能界定城市范围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人们很容易设想城市是由世界各地的联系网络所组成的,它们体现了贸易、社会交往,甚至知识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变成全球性的”(Batty ,2012)。

      巴蒂的问题在最近发表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解答,最著名的是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 及其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同事们,他们为其所谓的“行星都市主义”(planetary urbanism) 这样的一种全球趋向而争论(Brenner,2014)。城市研究中的这一转向显示出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思考城市——人口、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技术——所有这些都被联系到一起,并像集群城市一样在全球蔓延着。布伦纳在这一工作阶段中主要关注如何描绘这一行星城市,而迈克尔·巴蒂的工作由于采用从复杂性理论中得出的概念而处在城市模型的前沿领域。

      系统分析的语言也是复杂性理论的语言,它现在被大量应用于广泛的科学论述中,包括生物学、生态学、组织理论以及最新的城市研究和规划等等。它大部分都是数学的,计算机模拟是此项工作的核心。计算是严谨的,但只是因为模型从根本上简化了被建模的现实而得以可行。或者,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系统动力学中心主任约翰·D. 斯特曼(John D. Sterman) 于2002 年写道:“所有模型都是错的”(Sterman, 2002)。以下是他在获奖讲座中的几段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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